方方还是圆圆,这并不重要

 

其实在我的上一篇文章,我本就是希望可以将话题引入方方的《武汉日记》,只是笔力实在有限,写着写着发现已然偏题,虽然脑海中想表达的内容有千千万,却难以用笔头写出来,只好直入主题,开门见山。

很早以前我就想讨论方方的《武汉日记》,不是因为网上的热度,而是作为一个资深的五毛党,那时候每日接到的工作任务便是在许多倡导正能量的公众号文章和微博下面点赞评论以引导舆论正面化。在家困守的武汉人民确实需要一些全国人民的支持鼓励,我也就跟着积极转发了一些正能量的文章,只是后来发现很大一部分文章在指责方方忽略了武汉的努力,引导了负能量,便去网上寻了这本日记阅读。

在工作过程中,有一篇作者借高中生名义写的《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需要我们进行转发。当我发现这篇语带机锋、指桑骂槐,甚至使用“鲁迅时代的使命还是今天作家的使命吗”这种勿需质疑的命题来讽刺方方的文章依旧可以获得无数拥趸时,彻底将我对这项工作任务的好感败尽同时,也让我产生了谈谈对这篇日记看法的想法。

武汉日记在我看来并无不妥,它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日记本身,而在于他出生的时间不对。

阳光底下无新鲜事,在电视剧《切尔诺贝利》中,也曾记录过核泄漏事故之后苏联的应对方式,从一开始的坚决不承认核泄漏事故,到后来否认核泄漏产生了巨大危害,直到最后英雄事迹凝聚人心掩盖过失获得舆论战场上的胜利。尽管这部电视剧是由英美拍摄制作而成,带有对苏联主观上的偏见,依旧可以从故事里面看到许多武汉后来应对疫情方式的影子。

网上许多人都质疑方方为什么要用那些未经证实的素材构成日记,披露武汉的伤痛。在文娱严管的时代,《方方日记》作为一篇偏向于负能量的作品,一直没有被封禁,其实早就可以得知即使文章有失实的地方,它其实并没有违法造谣,只是那些指责的人们都不愿承认方方并不是一个调查记者,没有担负起记录真相的责任,她只是一个作者,恰逢时机客串成一名自媒体工作者,以“新闻评论者”的身份对武汉发生的事情进行新闻评论。

王小波曾写过:“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在这个时代,总会有人去记录评论这些散布在网上和身边朋友圈里的新闻,这个人可能是方方,也可能是圆圆。这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在全国一致凝聚力量,给武汉这个英雄城市正能量,让市民能在困苦中看到温暖,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时候,一个知名的公众人物唱了反调,弹了悲曲,讲了苦难,让这本日记诞生在了不恰当的时间。

一直以来,我认为所有人都有权利反对《武汉日记》,唯独武汉人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权利忘记这段惨痛的经历。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李文亮医生去世了,于是所有人都开始喧哗着给吹哨人正名;常凯悼文在网上传播,于是所有人向死难者家庭致哀。这些曝光出来的悲剧成了一曲曲哀歌,而那些甚至连发声机会都没有人们,又有谁去关心呢?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大概英雄仍有知道乐观下那些隐藏着的悲剧的权利吧。

我不知道那些在网络背后对《武汉日记》指指点点的人们心中对疫情的真实感受如何,然而有幸出生在医生家庭的我知道。疫情刚开始时候,物资缺乏,指挥混乱,除夕夜忙碌在病房里的护士们没有足够的防护设施,晚上11点出来以后也只有冰凉的盒饭等着她们,他们委屈,哭泣,诉苦,却依旧站在一线。最后当夜值班护士两名确诊新冠肺炎。

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但只要还有一名逝去的人出现,我们就都只是这场疫情中的幸存者。身边参加亲属葬礼的同事们依旧无时无刻提醒我伤痛并没有结束,4月已经春暖花开,只希望陌生的人们能够幸福。